我是1964年考入吉林大學歷史系的,屬于“老五屆”,畢業后留系任教。1970年下半年學校抽調中文系、歷史系、經濟系、法律系和哲學系的部分教師到伊通縣辦大文科短訓班,我作為青年教師之一參加了此項工作。該班招收的學員是縣屬各單位和各公社的基層干部,主要學習內容是毛主席的《實踐論》《矛盾論》及馬列的幾部著作。我在大學雖然上過哲學課,但原著讀得很少。這次在教學過程中,跟隨老教師邊學邊教,先后經歷兩個班的完整教學過程,學了不少知識。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矛盾論》中對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各類矛盾及矛盾的各個方面所作的深入淺出的分析,而這些分析在我以后解決教學和科研中的各種問題時,則時時提醒我、啟發我,使我感到那一段時間過得也別有生趣且終生受益。
打基礎:初識考古
1972年我回到學校,當時歷史系正在籌建考古專業,專業教師短缺,系里將我安排到考古教研室,并決定派我和另一名教師同去北京大學考古專業進修。我所進修的方向是魏晉南北朝隋唐考古,指導教師是宿白先生。我得知此消息后很高興,因為大學六年僅讀了兩年書,現在又開始新的學習,而且是名校名師,機會難得。1973年初開學不久,我到北京大學同宿白先生見面后,他給我制訂了進修計劃,一是跟隨北大72級考古專業學生聽課和參加田野發掘實習,二是讀書和整理專題材料。從此開始,一直到1975年暑假,我在北京大學度過了兩年半的時間,比較系統地學習了中國考古學的基礎課和專業技術課,參加了一次完整的田野考古實習。那次實習是發掘湖北盤龍城商代遺址,指導教師是俞偉超先生和湖北省考古隊王勁隊長。我隨測繪老師最早進工地,第一次見到如何使用小平板測繪儀。布方過程中,俞先生又給我講有幾種方法,如何編號。我所負責的探方在城墻上,但遺跡現象不清楚,而在發掘區旁邊有一條水溝正好穿過城墻,一次雨后我無意中發現水溝壁上的城墻夯層痕跡,用手鏟一刮,很清楚地顯示出來。后來出版發掘報告,城墻剖面圖用的就是這個水溝壁上的城墻夯層圖。商代遺址發掘結束后,其他師生都撤點了,我又留下挖了一個小型六朝磚墓,一邊挖,一邊對照相關考古簡報。所有這些至今仍歷歷在目。
勤實踐:助力科研
1975年暑假我回到吉大后,馬上投入教學和實習。當時我講的課是“魏晉南北朝隋唐考古”,用的是當時北大為考古訓練班編印的教材,內容比較簡單,所以前三次講課我有計劃地將以前發表的重要的考古報告和論文查閱了一遍,逐步充實到講稿中去。1977年吉大考古教研室編寫《工農考古基礎知識》,我執筆“魏晉南北朝考古”和“隋唐考古”兩章,是在我的講稿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實習方面,1976年我帶領部分1973級學生參加集安高句麗墓葬的調查和發掘。1977年又協助其他老師指導1975、1976級學生發掘黑龍江省東寧團結遺址。該遺址下層是漢代沃沮遺存,上層是渤海平民居住址,都屬于該類遺存的國內首次發現。發掘后期,我又帶領幾名學生發掘了東寧大城子渤海墓葬。1980年,我帶領1977級部分學生參加了黑龍江省寧安渤海上京及其周圍古代遺跡的考古調查,之后發掘了渤海磚廠遺址。
經過幾年的積累,80年代我開始撰寫報告和論文。其中《東寧大城子渤海墓葬發掘簡報》在《考古》1982年第3期發表,簡報中介紹的第一號墓,結構、葬俗復雜,發現人骨多達16具,一直到今天仍被學術界作為一種典型的渤海墓葬來引用,現在看簡報中的文字和插圖還有可再加工之處。1981年中國考古學會召開第三次年會,我提交了一篇《渤海王室貴族墓葬》論文,會后被收入年會論文集(1984年出版)。當時國內學術刊物恢復不久,數量也很少,我還是一位考古新兵,全國學會論文集上收入年輕人的文章是很少的。1985年我在《文物》第5期發表《高句麗四耳展沿壺的演變及有關的幾個問題》論文,四耳展沿壺是高句麗的典型陶器,文章發表之后,該器物又不斷發現,其具體研究也在不斷細化,但是當時的型式分析至今仍是重要的參照。1987年我在《考古學報》第3期發表《高句麗積石墓的類型與演變》。積石墓是高句麗墓葬的兩大類型之一,是學術界研究的一個重點課題。文章提出劃分積石墓的具體類型要從墓葬的內部結構和外部結構兩方面去考慮,特別是提出內部結構從石壙到石室的轉變,所表示的是時間的早晚,此觀點目前已被學術界普遍接受和采用。
勇擔當:著書立說
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我開始正式申請研究項目。第一個項目是國家教委“七五”青年基金項目“高句麗考古”。申報之前,國家教委社科司領導曾來吉林大學考察指導,我當面匯報了個人的研究內容,但是可能由于名額的原因,我的項目沒有報上去。論證會前,我突然收到國家教委電話,讓我馬上去北京參加項目論證。到京后我才知道是社科司領導指示給我打的電話。這是國家教委第一次評審青年基金項目,全國高校一共評出十幾項,東北高校共3項,吉林大學占2項。項目經費分3000元、5000元、8000元三個等級,因為是考古項目,特例一萬元。該項目成果,即1994年在吉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高句麗考古》,該書出版后不久,即被韓國的一個學術部門翻譯。
此后,我連續申請承擔了教育部重大委托、博士點基金和吉林省社科規劃等幾個項目,大都與高句麗、渤??脊庞嘘P,發表了多篇專題論文,參加了數次國際學術會議,并準備開始編寫《渤??脊拧?。2000年文物出版社朱啟新先生來信,說文物局正在籌備編寫“二十世紀中國文物考古發現與研究叢書”,希望我承擔《高句麗遺跡》的編寫任務,并說這是宿白先生的推薦意見。于是我把《渤??脊拧返木帉憸蕚鋾簳r放下,將精力集中到高句麗。之前我編寫《高句麗考古》時,由于材料發表少,個人整理不夠,所以關于高句麗山城的內容只寫了一節。這次我集中大段時間將山城的材料詳細地整理了一遍,專門寫了一章?!陡呔潲愡z跡》于2002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因銷路很好,后來又再版。本世紀初為準備高句麗世界文化遺產申報,吉林、遼寧兩省對集安、桓仁的高句麗城址和墓葬進行了大規模發掘,出版了幾本大型報告。前幾年我又把這幾本大型報告的材料和其他新發表的材料進行了詳細整理,已充實到原書稿中,準備再補充一部分插圖,爭取出版《高句麗考古》增訂本。文物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在編輯《高句麗遺跡》的過程中,知道我在準備編寫《渤??脊拧?,就主動約我還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經幾年編寫,2007年上半年交稿,2008年出版。該書是我國渤??脊欧较虻牡谝徊烤C合著作,也是我30年來從事渤??脊沤虒W和研究的總結。該書出版后,受到學術界普遍關注和好評,為此我又先后買了100多本贈送國內外同行。
21世紀初,國家開始申報高句麗世界文化遺產,我應邀參加了遺產申報、檢查、驗收和培訓等多項工作,并受上級有關部門指派和學校領導派遣,參加國家代表團,先后出席了2003年、2004年在巴黎和蘇州召開的第27、28兩屆世界遺產大會,還全程陪同世界遺產專家日本九州大學西谷正教授圓滿完成了對桓仁、集安高句麗文化遺產的考察。2004年我國申報的高句麗世界文化遺產項目最終在第2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順利通過。該遺產項目是我國數十項世界遺產中分布于東北地區的唯一完整的一項,其重要意義和影響非其他遺產可比。在申報前后,中國聯合國教科文全委會和國家文物局先后三次致信給吉林大學,對我的工作予以表彰,向學校表示感謝。在此期間我還應邀為吉林省省委理論中心組及其他有關部門作了幾場專題報告,受政府有關部門委托撰寫了十余篇咨詢報告。多年來我從事高句麗渤??脊殴ぷ?,只是正常的教學和科研,而現在能為國家文化建設和社會發展做些工作,也是社會科學工作者應盡的責任。
為人師:授業解惑
簡單回顧自己的學術歷程,主要體會是:大學的根本任務是教書育人,教學與科研是學校和教師的兩項主要工作。這些年我招收了多名碩士生、博士生(含兩名韓國留學生),同時還指導過來自德國哥廷根大學、美國哈佛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意大利羅馬大學等校的數名博士進修生,但是本科生的課程我始終沒停。教學和科研對于教師而言,有時在時間上會發生沖突,但從長遠考慮,二者是相輔相成不矛盾的。我多年的體會是,上好一門課,尤其是本科基礎課,備課、講課,不只是為學生打基礎,同時也是為教師本人打基礎。記得1980年代去北京參加項目論證時,作為評委的高清海先生為我們做報告時講,搞研究寫文章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用別人的語言說別人的話,第二個層次是用自己的語言說別人的話,第三個層次是用自己的語言說自己的話。此話代表了老一輩學者對年輕一代的寄托和期望,寫文章是這樣,上課同樣是這樣。我給本科生主要講過三門課,第一門是“魏晉南北朝隋唐考古”,第二門是“高句麗渤??脊拧?,第三門是“中國古代建筑”;第一門可算第二個層次,第二門夠得上第三層次,第三門只能是第一層次。教師在備課、講課的過程中,會發現本研究方向發展到什么地步,有哪些問題解決了,還有哪些問題沒有解決,而這些沒有解決的問題就為個人研究、寫文章出了題目。反過來,當把某個問題研究明白了,又寫成文章,再把研究成果充實到課程中去,課程質量肯定會提高一步,而且講起來也會胸有成竹、游刃有余。
(作者:魏存成,系考古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匡亞明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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